20115年国家公考申论热点：抗生素滥用拖垮农村病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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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明是可治愈的“小病”，却因长期过量服用抗生素，耐药性增加，“小病”最终成为“致死病”、“致贫病”。半月谈记者在辽宁多地调研发现，目前抗生素类药物长期盘踞农村，大量村民耐药性逐年增强，患上常见病却无药可治，已成为基层医疗的待解难题。

　　抗生素“占领”卫生所

　　在沈阳苏家屯区陈相屯镇丰收村，56岁的村民朱凤清面色蜡黄，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。患慢性支气管炎及相关呼吸道疾病的她，已连续打点滴治疗近30年。“从前犯病滴3天青霉素就好利索，可现在滴一周也没什么效果。太遭罪，我不想治了，只想等死善终。”

　　30年来，朱凤清一直在村卫生所接受抗生素治疗，花的钱越来越多，开的药越来越贵，每次发病却好得越来越慢。近几年，村里和她一同接受治疗的“老病号”，先后已有近十人“无药可治”，最终死亡。

　　在丰收村行医40余年的老村医吴德智告诉半月谈记者，村里很多长期吃抗生素的老患者，身体耐药性增加，用药量是过去的几倍以上。“一些老病号患个小病，却得花治大病的钱。一些人治不起，也耗不起，只能躺着等死。”

　　随着这些老病号的“小病”变得越来越不好治，很多朱凤清式的病人被迫不断前往上级医疗机构就诊。“家里一个老病号看病，还得搭个壮劳力陪着。”一些村民无奈地说，“家里有个不停打针吃药的老病号，种多少玉米地能够花?”

　　目前，抗生素“占领”卫生所已成农村医疗的普遍现象。而村民自己很少能甄别病情类型，常认为抗生素包治百病。在葫芦岛市绥中县网户乡，记者从村医提供的2014年第一季度药品采购单看到，头孢类、青霉素等抗生素药品是其采购重点。昌图县老城镇窑沟村第一卫生室乡医宋延明介绍，自己平时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输液和开药。“村民只认抗生素，我为啥不多进点儿?”

　　因为长期不合理用药导致肌体耐药性增加，农村病人的大量时间和金钱被耗费在了诊疗过程中。结核病专家、沈阳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黄东皓介绍，诊疗一个普通结核病人约耗时6个月，花费8000元到1万元，但想治好一例耐药结核病人需耗时几年，医疗费用是普通结核病人的87倍。“这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只会将农村居民拖入深渊。”

　　国内一份权威调查显示，78.5%的农村居民在感冒时会服用抗生素类药物，而德国一项同类研究中，服用抗生素的农村居民仅为10.5%。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赵春杰指出，为了解决抗生素耐药问题，必须不断推出新型广谱抗生素，这使患者在遭遇了高药费之后，还产生了高耐药性。“耐药性越强，也意味着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。”

　　村医为生存、农民求便宜、药店乱兜售

　　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，很多村医教育背景薄弱，其中不乏赤脚大夫出身。开药不依据诊疗结果，而是按照村民要求，大量开抗生素类药物，成为村医的行医现状。“虽然我知道过量摄入抗生素不好，但没有办法，村民只认这个。如果我不开，他们就会去邻村治病，我就没法生存。”村医高险峰说。

　　据了解，村医出诊大多不收诊疗费和服务费，多靠卖药获得经济收益。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，村医从每款药物获利相差不多，而药品囤积过期会赔钱，所以就挑“卖得俏”的进货，而抗生素“人缘最好”。

　　此外，基层卫生所大多条件简陋，缺乏静养护理条件，与上级医院缺少转诊机制。一些村医医术水平有限，为让病人快点康复，同时弥补技术处理上的缺陷，防止小手术的术后感染，或处理外伤时为预防感染，就拿无需使用的抗生素来“救急”。于是，“快”和“猛”成为村医治疗的重要准则。“如果没有及时下猛药，病情突然加重，又没有转诊机制，耽误病情啊!”老村医吴德智说。

　　在多地乡镇药店中，店员售卖作为处方药的抗生素非常随意。村民受经济能力制约，价格几乎是其选药的唯一标准，因此纷纷购买卖药者推荐的低价抗生素。而这些药物中，不少是在城市低价回收的过期药和无效药，甚至是假药。

　　吴德智举例说，中成药三金片和抗生素氟哌酸，都是治疗尿道系统疾病的可选药。三金片(72片装)经新农合报销之后售价15.14元，而氟哌酸在药店卖5元一盒，在一些“游医”、药贩子那里更便宜。“很多村民根本不看病情到底适合用哪种药，也不管药品质量，就一味追求便宜选择氟哌酸。”

　　谁来保障农村用药安全

　　一项研究统计表明，在国内医疗机构中，临床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将近80%，而实际上至少有1/3的使用者并不需要。在家庭购药中，我国70%的家庭常备抗生素药物，40%的家庭认为抗生素包治百病，并且越新越贵越好，而听凭广告随意购药、无处方用药、频繁更换抗生素、疗程过长等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。

　　专家指出，基层执业药师人才严重匮乏，导致我国整体用药水平较差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国执业药师人才约20万，且多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。按照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，全国约需80万到150万名执业药师，方能勉强维持药品流通领域运转。若想将专业药师下沉到基层，人数则需达到2至3倍。

　　赵春杰建议，应加大对基层执业药师人才的培养力度，由专业药师进行药学服务指导，实现医药分离。“政府还应加大医学药学知识宣传，帮助基层群众形成良好的用药习惯。”

　　针对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现状，应尽快对基层的老年病、常见病、易发病患者以及有药物依赖和药物成瘾的患者，设置转诊机制，减轻基层就医负担。对乡村医生和药师，地方政府可与城市三甲医院和医学、药学高校联合，建立进修培训长效机制，并增加相应的财政预算和政策倾斜。

　　辽宁省卫生厅基层卫生处处长董方表示，今年省里出台的一项改革方案提出，2016年起，全省城市二级以上卫生计生机构，医生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前，需先“下农村”服务半年。“我们力争使城市大医院医生更多地深入村一级，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，将先进科学的医疗技术和用药理念辐射到乡村，提升农村医疗机构整体服务水平。”

　　此外，有专家表示，基层购进药物时，应考虑老人、儿童等需要特殊剂型人群，避免药物被简单切割或剂量翻倍，增加患者用药风险;对于不法商贩出售过期药和无效药的行为，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，对“游医”、药贩子予以严厉打击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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